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工厂。中国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除了法治、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外，还与中国教育体系、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有紧密关系。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目前的教育环境不是在培养人格完善的现代公民，而是培养埋头干活的苦力和头脑糊涂的愤青。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交流，基本总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在专业上那么突出，但思维方式却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当前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大家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如此艰难？我们究竟靠什么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与中国教育体系、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耶鲁大学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的毕业生，如果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他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大学时期就成为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
耶鲁现在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grand strategies），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功课。而国内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
